中国足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从1913年到1934年的21年间。中国足球队先后参加过10届远东运动会,获得过9次冠军、一次亚军。这一时期,出现了李惠堂、镡福祯、戴麟经、李凤楼等一批足坛宿将,被称为“铁军”。与日本队比赛,经常打出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十几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历史上的中国足球。

李惠堂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其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他参赛25载,进球逾千个,1976年入选联邦德国一家权威足球杂志评选的“世界五大球王”。他在国内外获得百余种奖章和120多个奖杯,其中包括英国女王加冕奖章、法国体育部长特别奖章、澳大利亚最佳球王奖章。他是富家子弟,“不差钱”。他立志踢球,是因为受不了外国人的“白眼儿”,非要为中国人出一口“恶气”不可。

李惠堂年轻时所在的香港南华足球队访问澳大利亚时,悉尼的一家英文报刊上登出一幅漫画:11个身材矮小、病骨支离的长辫子球员,穿着中式长衫,戴着瓜皮帽,无精打采地向球场走去,一个个都像鸦片烟鬼。标题是:明天登场的中国队。李惠堂化气愤为动力,在澳大利亚的24场比赛中,一人射进31个球,洗刷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并获得最佳表演者的奖章。

南华队代表中国前往日本参加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时,大胜菲律宾和日本队,获得冠军,终于使中国人在足坛上扬眉吐气!为之,李惠堂曾留下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句:“中华儿女阵堂堂,一战功成廿七场。侨胞欢呼天地震,病夫气吐也眉扬。”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足球赛。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获2003年第26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大奖”。

50年代初,镡福祯是华东第一针织厂总务科副科长,月薪250万元(旧币,与新币为1万比1),还有些补贴,在上海新闸路还有楼上楼下各两间房子,外加两个亭子间。在上海垒这么个窝可不容易。他原本也不愿意离开上海这个“安乐窝”,但是贺龙却把他说服了,道理就是要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好足球苗子,为祖国争光!他说:“一个总务科长容易找,一个足球名将可难寻哩!就说我贺龙请他来重庆。”一席话感动了镡福祯,一拍大腿,说道:“士为知己者死!”

现在,知道镡福祯的球迷并不多。1953年全国青年足球比赛时,上海青年队夺得了冠军,该队教练便是足坛宿将镡福祯。他1912年出生于辽宁黑山县,曾在冯庸大学体育部和张学良兼任校长的东北大学读书,1936年毕业后在天津北宁铁路任职。那时,他踢球是业余的。以他为中锋的北宁足球队,在参加天津的一届国际联赛时,击败了英、意、白俄、西侨等所有外国队,第一次打破外国足球队称霸中国的局面。从此,几乎每次参加国际比赛,北宁队都捧杯而归。1937年,北宁队东征日本,四战全胜。其中,以“1:0”战胜了一流强队早稻田队,镡福祯被日本队员凶狠地踢肿了脚。早稻田队输给中国队后,队员们气得割破了球鞋!镡福祯所在的球队曾7次战胜意大利队(侨民),时有“七擒孟获”的佳话,是公认的“华北最好的中锋”。他到上海后,曾加入埠际队和华东队。华东队于1943~1944年夺得了甲级赛冠军、市长杯冠军和国际杯冠军。

镡福祯到重庆后,出任西南军区“战斗”足球队的教练,很快就使该队面貌焕然一新。后来担任广东省足球教练的冼迪雄,广州部队足球教练潘培根,曾为“战斗”队门将、后为国家足球队教练的曾雪麟等,都出自镡福祯门下。

中国足球第二个辉煌”时期,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战绩的国脚们,靠的都是“为国争光”的志气,是他们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1952年5月4日上午9时,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重庆大田湾广场开幕。贺龙、和熊克武、刘文辉、李达、王新亭、孙志远、蔡树藩、楚图南、张霖之、曹获秋等都出席了开幕式。观众达25000余人。

贺龙调来“战斗”文工团乐队为开幕式演奏军乐。1184名运动员由身着红衣白裤的西南区篮排球队为前导,在军乐声中步入会场,接受贺龙、等西南区首长的检阅。贺龙代表大会接受了少年儿童的献花。

于江震致开幕词之后,贺龙、楚图南、曹获秋相继讲话。贺龙在讲话中对新体育的方向、意义和如何发展西南区的体育运动,作了阐述:

“我们的国家即将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之下广泛发展为国防建设服务与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民体育事业,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目前,大力提倡与发展人民的体育事业,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人民的劳动能力,培养新的道德作风,把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都锻炼成为身体强壮、精力充沛、勤劳勇敢、刚毅而机智的新人物,成为建设祖国的优秀工作者、保卫祖国的英雄战士,这一工作也就成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要使新体育运动得以广泛开展,不仅要开好这个大会,更重要的要关心广大人民经常的体育活动。希望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人民团体,特别是文教部门和青年团组织,更要把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一切体育工作者们要安心工作,把为人民服务的体育工作看成是自己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真正普及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中间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体育运动才有生命、有力量,并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贺龙这时还没有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在讲话中提出体育工作是“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开幕式后,由重庆市学联3000人表演了团体操。之后西南军区和重庆市足球代表队就要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运动员们等着贺龙同志来“开球”。贺龙同志从主席台来到运动场中间,兴致勃勃地一脚把足球踢了好远,球赛开始了。全场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组建国家足球队之初,贺龙曾想把李惠堂调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果。于是,便选中李凤楼出任教练。贺龙用人不疑,给了他指名调人之权,说:国家足球队需要谁,你们可以指名要,如果哪个省市不给,就来找我。

李凤楼挑选了第一批队员,其中就有足坛宿将孙福成。这孙福成原在大连“爱华”队,曾作为中国第一批“国脚”,出访过10多个国家。他接到了国家队的通知。谁知,当他赶到省会沈阳时,在国家队选调的名单中,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就莫名其妙地返回了大连。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李凤楼他们去向贺龙作了汇报。

经贺龙找了辽宁省的负责同志,孙福成才来国家队报到。贺龙风趣地对他说:“小孙,像你这样的运动员,必须到国家队来。你要不来,我就通知大连市:当工人不要你,种田不给田!”不久,贺龙和国家足球队的队员们聊天时,知道孙福成的家眷还在大连,便立即交代国家体委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调到北京入籍。然后,贺龙问他:“怎么样?你再也不吵吵回大连了吧?把你的老窝都端来了,就安心在北京干吧。”当时,国家足球队规定运动员不准吸烟。但贺龙批准孙福成可以破例,并说:“小孙年龄最大,都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能把他同最小的年维泗一样看待吗?”

孙福成被国家体委如此重视,能不为了国家名誉拼搏吗?在他出任国家足球队队长后,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他的“凌空球”和“倒勾球”,当年被称为一绝。在几次宴会上,贺龙都把孙福成和张俊秀叫到自己的左右入座,自豪地向来宾们介绍说:“我的左面是‘铁脚’,右面是‘铁门’。”

为了迅速提高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1954年,贺龙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决定派出“青年队”出国,到匈牙利学习球艺。

贺龙选中匈牙利的原因,一是该国的足球水平很高,曾经获得第十五届奥运会冠军和第三届世界杯的亚军;二是该国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三是时任我国驻匈使馆临时代办的郝德青,曾经给贺龙当过秘书,联系起来方便。匈牙利足球界热情地接待了来自中国的以柯轮为领队的第一批学员,选调了优秀教练员指导他们训练。

首批赴匈牙利留学的大部分中国足球运动员与主教练阿姆别尔·约瑟夫(前左)合影。其中有(排名不分前后和位置)成文宽、金仁杰、王克斌、张俊秀、崔曾石、朴万福、年维泗、张永浩、谢鸿钧、张宏根、方纫秋、王陆、陈成达。

1955年春,柯轮奉命专程归国向贺龙汇报学习情况。贺龙逐个询问了陈家亮、年维泗、孙宝荣、陈成达、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曾雪麟等队员都掌握了什么新的技术,又问他们在国外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然后,让秘书代笔给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予以帮助。贺龙核阅之后,亲笔签了名,交给柯轮。临别时,贺龙紧握他的手,嘱咐再三:“向足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

这支青年足球队不负所望,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先进的短传配合技术,一改大脚传球的故技。他们归国后,使国家足球队的各项基本技术有了显著提高。

1955年,以从匈牙利“留学”归国队员为主力的“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开幕式上,他们将以“北京足球队”名义,和“华沙队”对垒。由于1952年中国队在波兰曾以“0:7”输给克拉斯科夫部队足球队,这次出场的队员平均年龄才20岁,所以“华沙队”扬言要以“8:0”胜“北京队”。

事有凑巧,贺龙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经莫斯科去华沙参加人民波兰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7月31日,贺龙应邀出席联欢节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便在华沙宾馆找带队的李梦华和柯轮,叮嘱说:“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8月1日,北京队的小将们精神抖擞,出手不凡,开场不久即踢进对方一球,首开纪录。华沙队随即反攻,频频射门。北京队后卫严密防守;守门员张俊秀以准确的判断和敏捷、漂亮的动作,接住了许多险球,仅一球破网。不久,北京队又攻入华沙队一球,以“2:1”领先。华沙队再展凌厉攻势,扳成2平。终场时,北京队仅输一球,以“2:3”失利。

北京队顽强的精神和出色的球艺,尤其是张俊秀的守门技术,使全华沙为之倾倒,纷纷称赞北京队的防线是在凌厉攻势下也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

比赛结束后,波兰体育报和竞赛委员会从参加比赛的11个国家的足球队中,评选出优秀队员,组成了一支第二届国际友谊运动会的“国际足球队”,张俊秀被选为第一守门员,并获得了物质奖励。

1955年8月2日的波兰《人民论坛》报刊登了一幅漫画,文字说明是:“北京球门——‘中国之龙’,甚至勃里哈契(波兰足球队著名中锋——笔者注)在张俊秀面前也显得束手无策了。”波兰报纸还评论说,张俊秀“勇猛顽强,反应快,判断力强”,“有闪电式反应”,“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1955年前后,中国足球队曾出访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苏联等国。国家体委聘请了匈牙利、苏联的足球教练员来华讲学、带队训练。中国队的队员们年轻好学,技艺更上一层楼。

1956年,这支年轻的足球队赴印度访问时再度大显身手,以“8:1”大胜刚刚横扫东南亚回国的印度全国冠军莫罕巴根队。然后,又战败印度国家队。中国足球队的进步,一时震动了亚洲足坛。

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曾于1948、1952、1956年蝉联3届奥运会亚军。其国家二队实力也相当强。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青年队。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为他们鼓劲。他先叫起柯轮,微笑着问:“你说一说,什么叫公民?”

贺龙点点头,说:“回答得对。公民就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拿出主人翁的气魄来。南斯拉夫的足球队水平高。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们矮一头。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膛,敢于和他们比高低!”

一席话,使在世界一流强队前发怵的小伙子们心里热辣辣的。虽然他们的实力比客队稍逊一筹,但上阵即如猛虎下山,一路拼杀,不让分毫。上半时,客队连进两球,青年队并无气馁之态,在下半时反而愈战愈勇,踢得相当精彩,攻破客队球门两次,扳成2平。但终因青年队经验、技术尚欠火候,“鸣金”时以“2:4”败下阵来。

1957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世界足球锦标赛,在预选赛中,仅以一球之差负于印度尼西亚队。同年,“八一”队、北京队、沈阳队和“飞机”队(第一机械工业部队)都战胜了来访的日本队。

此后,国家足球队又提出了以“勇、快、巧、准”作为队风。他们在30年代著名足坛宿将戴麟经(曾任解放军足球队和国家足球队教练)等教练员的指导下,矢志不渝,含辛茹苦,刻苦训练。1958年,北京队和“八一”队分别同获得第十六届奥运会冠军的苏联国家队打成平局。

这几年,中国的几支足球队共参加65场国际比赛,取得了胜30场、平16场、负19场的好成绩。

1959年,中国足球队又战胜了匈牙利国家二队和获得第六届世界足球锦标赛亚军的瑞典“尤哥登”队。同年,中国队还获得了“中、苏、匈”3国对抗赛的亚军。

1960年,在国内举行中、朝、越、蒙4国足球对抗赛。贺龙叮嘱中国队,说:“你们不要见了外国人就发怵,上场就要有中华民族勇敢顽强的作风,不要怕死,不要怕伤。就是腿踢断了抬下来,国家也养你一辈子。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只要你为祖国出了力,祖国人民是忘不了你的。”

1964年,贺龙与黄中和球类司的负责人研究,为使中国队全面接触外国球队,不但要同东、西欧球队对垒,也应和水平较高的南美球队交锋。但因当时中国与巴西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贺龙又为此同商量,并经他批准,第一次邀请南美职业球队——巴西马杜雷拉队来华访问。“八一”队和天津队分别以“0:0”、“1:1”同客队平分秋色。

这一时期,孙福成、年维泗、陈成达、方纫秋、张京天、张宏根、陈家亮、张俊秀、孙宝荣、冼迪雄、曾雪麟等一批足坛精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足球运动的中坚。他们的球艺和风格博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他们的胜利,使中国的足球运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1964年2、3月间,参加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的代表,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历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界的现状,就存在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同年4月,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指出:

“一九六O年以后,我们对现有优秀足球运动队的思想政治、技术训练工作抓得不紧,要求不严。运动队中缺乏奋发图强、刻苦训练的精神,存在教条主义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运动量过小,体质普遍下降。足球竞赛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比赛次数少,质量不高。”“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足球水平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我国国际地位极不相称。”“今后确定北京等10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明确中小学是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30米内的硬功夫”。

同年6月,贺龙责成国家体委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至当年底,几个主要城市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代表队。同时,全国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乙级队恢复到86个。

贺龙提倡学校利用假期组织少年足球比赛的做法。为此,1964年8月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全国20个单位少年足球赛前5名球队的表演赛,以推动少年足球运动的开展。正在组织解放军比武活动的贺龙抽出时间,在30日出席观看了梅县东山中学和延吉二中的精彩表演。他看到小家伙们不但踢得生龙活虎,而且很有章法,连连叫好。他接见了参加表演的5个队的全体小队员,鼓励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争当足球运动的接班人,将来为祖国争光,并和小队员们合影留念。

这一年,贺龙和黄中、球类司的负责人研究,为使中国队全面接触外国球队,不但要同东、西欧球队对垒,也应和水平较高的南美球队交锋。但因当时中国与巴西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贺龙又为此同商量,并经他批准,第一次邀请南美职业球队一一巴西马杜雷拉队来华访问。“八一”队和天津队分别以“0:0”、“1:1”同客队平分秋色。贺龙观赛后,欣喜异常,亲切地接见双方队员,并合影留念。

1965年6月25日到27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部分足球领队、教练员座谈会。贺龙莅会听取了他们对进一步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技术水平的高见;并就坚持领导、教练、运动员三结合,加强党、团建设和学习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便有了较快的恢复和提高。一大批新手也开始成长起来。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了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他们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决赛权,以“1:2”负于曾获世界锦标赛前八名的朝鲜队,取得亚军称号。这标志着中国的足球运动已经恢复到亚洲的先进水平。但是,贺龙并不以此为满足,一直期望着中国的足球健儿冲出亚洲,跻身世界强队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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